【品读历史·圆中国梦】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对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业务工作和创作活动造成很大冲击，知识分子一直承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压力。“大跃进”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许多过火的和错误的批判，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仅造成正常工作、学习秩序的混乱，也造成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因此，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中央着手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调整。

1961年7月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学十四条”）。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之后，中共中央又先后印发《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等文件，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进党对科教文工作的领导体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实施，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对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一套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起了重要作用。“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废除了“白专道路”的提法，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的知识分子激动地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这充分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拥护党的政策，殷切希望政策不要再变而又隐含担忧的复杂心情。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涉及许多方面，但根本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向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回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及党对知识分子历来的正确估计和认识，毅然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党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在如何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要信任、帮助他们，改善同他们的关系，承认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并且要改正错误。在会上，陈毅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周恩来等人的讲话在会议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人潸然泪下。

3月27日，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个报告是党和政府的正式意见，使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得到了极大解放，他们感到“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从而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62年春，在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国家科委开始着手制定中国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直接参加制定这个规划的科学技术专家约有万人。这个规划的制定，对动员和组织全国科学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的辉煌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