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

●王映婵

接到母亲的电话，我正在公司开会。刚从会场激烈的讨论声中退出来，就听母亲说：“弟弟被城区公安局拘留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那个弟弟”。

有些耳背的母亲急了，大声碱起来：“不是，是你那个香港的弟弟。”我突然想起来了——对哦，我在香港还有个弟弟。可是，这个弟弟几年都见不到一次面，怎么被拘留到这里来了呢？

我说：“您别急，我现在就回去。”

母亲说：“要是忙，就不用急着赶回家了，他现在正隔离，一时半会也见不到。”停了一下，母亲接着说：“听说是回来这里投亲找活干，路上把身份证弄丢了。”

下班回到家，母亲已经如常从幼儿园接回了小宝，并做好了饭菜在等我。

一家人围着一起吃饭。香港的弟弟，母亲不提，我也不敢轻易触及，因为这个弟弟，不是母亲生的。

哄睡了小宝，我回到客厅。看到母亲正在抹泪，我走过去，拍了拍母亲的后背，轻唤了一声“妈”。母亲抬起头来看向我，我发现母亲的眼泪在灯下竟然有些光芒，就像她头上的银丝，忽闪忽闪的，似乎在提醒我记起母亲曾经的苦难。母亲却在泪光中笑开了，说：“没想到当年他偷渡去香港，现在他的儿子却从香港跑回来这里谋生。”

母亲口中的“他”是我的父亲。那时候太穷了，很多人都选择“置之死地而后生”，从这个小城偷渡去香港。小船黑夜在风浪中漂泊已是危险至极，遇到巡查的海警，还得跳入海里游过去，简直九死一生。偷渡过去的汉子大都怀揣美丽的梦想，等安定下来，有了钱，就把家人接过去，或者就回来好好过日子。没想到“有钱”这个目标，实在太遥远，几年，甚至几十年，过着过着就把初衷忘了，苦拼、艰难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就有了另外取暖的身边人……

那天听说父亲在香港有了女人，再苦再难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的母亲整整哭了一天一夜。看到母亲哭，我也跟着哭，我知道靠在土地里刨食过活的母亲太难了。

记得最难的是要交学费的日子，轻易不求人的母亲一家一家地上门找邻里亲戚借。那时候大家都不容易，但都几毛钱几毛钱地掏出来给了母亲，并说不用还了。母亲口口声声让我要有借有还，只是等到我参加工作，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那些当年可以凑学费的钱已经连零钱都算不上。后来我的工资蹭蹭往上涨，经济条件好了，我和母亲住进了高档住宅小区。手头宽裕了，我就想回报当初帮过我的人，那些人却不需要了，他们也都住进了新建小区的洋房，或者跟小辈们出门了。我不由得想，怪不得到处是新开发的楼盘、花园小区，原来手头宽裕的人多了，有刚需就有开发，这个地方不也从当初的小城镇变成了地级市？

母亲的一声叹息把我拽回了现实。母亲说：“明天去看看吧，他和他香港的女人都过世了，那孩子也怪可怜的，怎么说，他都是你弟弟。”我斜了母亲一眼，笑着说：“好吧，我软心肠的母亲大人，明天我们就去看他。”

第二天去了，却见不到我那香港弟弟，母亲说得没错，他正在隔离。只能在电话里跟他通话。弟弟告诉我，现在香港有人过来内地谋生，以前这里过去的多，现在回乡来这里找活的也不少。

我问他：“为什么都争着要回来呢？”

弟弟说：“听说好找活，赚钱比香港容易多了。更何况，我现在是无依无靠了！”

我按了“免提”键，母亲在一旁听得真切，忍不住插嘴叨叨：“世事颠倒，谁能料得到啊！”

回去时，我跟母亲竟然忘了担忧这个香港弟弟的处境，是否吃得饱睡得好，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自有安排。我们热烈地谈论起生活苦尽甘来，日子的前后巨大变化。

我说：“妈，那时候大家都羡慕身边有香港亲戚的人？”

母亲接过我的话说：“我在电视上都看到了，香港的经济很多都靠内地维系呢，对于归家的孩子，父母都是很宽容的呢。”

我说：“就像我那香港弟弟，妈是不是还想着让他回来在这里定居呀？”母亲笑而不答。

隔离遣归后，我的香港弟弟补办了身份证回来探亲。

那天，我和香港弟弟去海滨路散步。海风徐徐，长长的木栈道在海上蜿蜒，栏杆顶上橙色的灯连接成一条璀璨的火龙，好像要腾起飞向那广阔浩瀚的海洋。

我指着碧波盈涌的海面说：“你看，香港和这里只一水之隔，爸爸当年就是从这里去香港的。”

弟弟的手指在灯上轻轻敲击，突然拉着我的手，眼睛在我的脸上逡巡，说：“姐，要不，我回来这里找活吧？”

我心里柔情满布，说：“回来吧，我和你就像香港和内地一衣带水，都是咱爸的孩子。只要勤劳肯干，不怕找不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