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而立体的符号表达——从电影《我本是高山》想开去

○蔡赞生

电影《我本是高山》是根据张桂梅校长的真实事迹改编的。张桂梅作为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为众多被困在边陲大山中的女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为大山女子实现梦想插上了翅膀。

张桂梅出生在遥远的东北，幼年丧母、中年丧夫，命运似乎从未对她施以眷顾。1996年丈夫因胃癌去世后，她自愿要求调到了地处边远的丽江市华坪县中心学校，是自我放逐、也是一腔热血。优秀女演员海清扮演主人公张桂梅，入木几分，未见之前几可断定，绝对出彩。但最令我叹服的却是编导在对胡歌角色的设计与拿捏，足见功力。

胡歌饰演的是张桂梅校长丈夫。这一人物因病早逝，在电影中他的戏份都是出现在校长的回忆里。他基本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形象，在整场电影两个多小时中，出现了五六个片段，总共占时约10分钟。但这几次出现，都极为关键，都是在张桂梅遭遇危机、濒临崩溃的时候。早逝的丈夫像是张桂梅的精神支柱，是她坚持完成使命的支撑，是信念，是灯火。她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应到丈夫所给予的力量。电影中最极致的一次，是张桂梅带领学生们爬上山巅感受日出的时候，突出体力不支，瘫倒在山路上，这时她分明感觉到应该和丈夫团圆了。此刻，左边是高山，右边是悬崖，冥冥中，丈夫的支持和给予的力量，以及学生们一曲《红梅赞》所赋予的感动和祝福，还是把可亲可敬的女校长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丈夫这一人物的设计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看，属“戏中戏”，是剧中人通过回忆或冥想的方式加以嵌套、加层。根据主次叙述层之间的符号结构关系，主要人物跨越边界，不断出戏入戏，搅乱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区隔，造成现实与虚幻的混淆，具有独特的符号美学特征。

符号叙述学最先是由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提出的，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号是表征和象征的独立系统，它们可以用于表达情感或共同的意义。表意过程往往是通过符号的组合和对比来完成的，进而通过联想产生意义。电影《我本是高山》中“丈夫”的存在也是女主人公精神世界的依托，是生命的支撑，他通过符号性的点染，间接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弗兰兹·卡夫卡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所塑造的老K也是如此。K在《城堡》中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他没有身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这种孤独事实上在K的追寻中表现到了极致，追寻成了他失望情绪的流露和发泄的一种方式。是他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一种绝望的呐喊，又是一种对终极意义追求的绝望哀号。卡夫卡不断通过这个人物的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虚幻感，似乎在暗示警醒着些什么，作家借符号性人物的设计以更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又如韩少功的《爸爸爸》所塑造的丙崽一样，不是正常的一种存在，而实际上是一种艺术符号，象征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荒诞的结构形态。

大导演张艺谋早期在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也玩了一把符号性设置。电影中老爷的形象始终是以一个黑影的形式呈现的，他是封建男权的象征。在传统的男权制度下，女性往往扮演泄欲工具、生育机器的角色，在男人可以妻妾成群的背景下，女人还必须保持忠贞，没有自我，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张艺谋在苏童小说的基础上将这一人物幻化、消失且抽象成一个符号。这是张艺谋对封建男权的一种批判，是为女性主体意识让路的体现。

电影《我本是高山》中“丈夫”这一符号所具有的内涵，不仅丰富了影片的表意系统，更展现出影片所呈现的伟大的女主形象内心的脆弱和人物的真实，既多元且更为立体。

《我本是高山》影片的拍摄还成就了一群素人小演员，其中不乏真正贫困地区的孩子，她们的眼神清澈明亮，这或许又可以看作该电影树起的另一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