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历史•圆中国梦】《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制定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

在八大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大会确定的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由于1957年的经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八大制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从而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站在国民经济的全局协调农业的发展，使农业成为工业化的坚实基础，成为党中央日益关注的重大问题。

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已达预期目的后，毛泽东就把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这个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1月，毛泽东在视察杭州、天津等地时，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1956年1月，第二次杭州会议将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随后，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提出修改意见，9月八届三中全会加以修改。10月25日，中共中央将“四十条”正式下发，随后发出指示，要求对“四十条”展开一次全民讨论，再作修改，“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

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够办得到。“四十条”的重点是突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它开宗明义地提出：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而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农业用粮食和原料供应工业，同时农村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这些说来，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在农业发展中，“四十条”强调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性，认为农业合作化为农业生产力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没有农业合作化，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农业难以实现较大发展。“四十条”还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四十条”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在单干时候的水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再一次从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论述“四十条”的意义：“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既有现代化工业又有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近几年来，我们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是绝对必要的。不这样作，就不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可是，为了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工业，在目前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四十条”的提出，是党从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向抓经济建设工作转变的一个标志，它反映了全党急切地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愿望。但是，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外，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在大力发展农业中，党中央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摆放在突出位置。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提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十分需要制定一个若干年内实行的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1956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时，加写并修改了一段文字，要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争取在七年内（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按照这样的规划，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讨论治理长江、黄河的问题，并在出访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时，考察那里的水利建设。考虑到治理黄河需要解决水库淤塞问题，周恩来还向正在阿富汗的联邦德国、美国和苏联的水利工程师询问、了解各国水坝的含沙量和洪水量等情况。

在党中央的明确部署下，1956年各地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主要有：山东省第一期虹吸引黄灌溉工程、安徽省响洪甸水库工程、云南省以礼河水电站二级水槽子电站工程、浙江省新安江水利发电工程、广东省溪河水库工程、淮河流域的磨子潭水电站工程等。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为确保工程质量，1957年5月24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十九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根据韭园沟的经验，三门峡也不能避免淤塞。尽管现已开工，三门峡如何搞应该研究。7月24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三门峡工程问题时，确定由水利部提交具体方案，经中央确定一两个方案，交全国专家讨论，再作最后决定：批准苏联专家对三门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暂缓进行。8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重申，水利工作要有综合计划，要有全面设想和安排，要和防洪、水土保持、排涝等结合起来。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提出“三峡建设要坚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2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长江三峡工程和水利发展问题，确定由周恩来负责此事。2月26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领导人，率中央有关部委、省市负责人以及中外专家100多人，沿江而上对三峡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星期的实地勘察。途中，周恩来多次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意见，特别是专家们的反对意见。周恩来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强调三峡工程要按照“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原则去搞。这是对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论证。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形成《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这个意见。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在大型水利建设工程陆续动工的同时，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也有计划地进行。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更好地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到来，实现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一定要在今年冬季，集中大力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工作。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毛泽东历来倡导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好经验。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原是个穷山村。1955年冬，这里的农民削岭填沟，把1000多块零碎地块平整成70多块，计1520亩的“三合一”水平梯田（即修埝培埂、深翻整平、挖蓄水沟三项工程结合的梯田）。同时修建小型水库11座，建谷房1600座，11800亩荒山全部植树。1956年粮食平均亩产279公斤，比治理前增长4倍多。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批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几亿农民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1957年11月至12月间，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会议贯彻中央精神，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1月为六七千万人，12月为8000万人，到1958年1月，有近1亿劳动力加入其中。从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农业生产出现可喜局面。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

为了使已经掀起的农业生产高潮稳步向前发展，1957年12月底，全国农田排灌机械及农业机械化会议召开。会议决定，1958年将向农村供应50万匹马力的动力排灌机械，强化农村排涝和灌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会议还对中国农业机械的发展规模进行研究，并对1958年推广双轮双铧犁和其他新式农具作了初步安排。

农业的发展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对工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在加足马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协调布局，快速发展。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