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围公猪”

○林宏油

在物质还不丰足的年代，猪肉的香气是可以晕染整个腊月的。进了腊月，村里便开始打听谁家养的猪适合当年猪。主人家若点头，几户人家便凑成一伙，叫做“围公猪”。一百六十斤上下的猪最受欢迎——不算太肥，却足够四户人家匀分。我家养的猪，便常被选中。

大年廿八、廿九，天色未亮透，母亲就起身了。厨房灶膛里火光跃动，舔着漆黑的大鼎。冷水从平静到咕噜冒泡，白汽漫起来——杀年猪的序幕，就在这团雾气里拉开了。

帮忙的乡亲陆续到齐。天井被清刷得干干净净，滚水一桶桶备足。众人合力将年猪从圈里拖出，摁倒在地。杀猪匠的尖刀明晃晃的，只一下，温热的血便涌进放了粗盐的大盆里。我儿时的记忆，似乎总是从那一阵短促的嚎叫声之后，才真正清晰起来的——大人们总把孩子挡在身后，不许看那血腥的场面。

接下来是褪毛。滚水浇过，硬蹄甲被麻利地褪去，刨刀刮过之处，黝黑的脏毛落下，露出底下白净微粉的皮肉。然后是开膛剖腹：尖刀游走，骨肉分离，像一场冷静的仪式。不多时，一整头猪便被分成四份，猪头、内脏也搭配均匀。最后是抓阄——几张写好的纸团扔进碗里，各户伸手去拈。这种原始而质朴的决定方式，至今想来，仍透着土地般公平的温情。

主人家通常会留下些猪血、猪肠，仔细拾掇干净，煮熟后挨户送给邻里亲戚。一碗热腾腾的，是年味，也是人情。

关于养猪，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自我三岁姐姐那年起，我家就分出来单过，母亲也开始养猪。那时农村日子清朴，养一两头猪，是许多家庭重要的盼头。庄稼人常说：“饲大猪，起大厝。”猪养肥了卖掉，攒下的钱或许就能撑起一间新房的大梁。因此，农人对猪的感情很复杂——是生计，是希望，也是日日相对的陪伴。

可养猪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早先是散养，猪在村头田边自己觅食，长得慢，还常走丢。后来在自家房里砌起猪圈，改成家养，人却更忙了。一日三餐，除了挨家收集泔水，还得去地里挖番薯，回来剁碎、煮熟、拌糠。喂完食，还得冲洗猪圈。日复一日，人像陀螺，围着猪圈转。

母亲最爱讲的故事，是关于我出生的。就在我出世前两天，家里一头养了多年、重三百多斤的母猪不见了——那是预备卖了盖房子的寄托。全家寻遍村郊无果，母亲挺着临产的肚子，由外公陪着找到天黑。那夜是元宵节，母亲累得走不动，肚子也开始疼，才赶回家。夜里十一点多，我出生了。

第二天一早，那头母猪竟自己出现在了村口，被哥哥寻见，一路骑着回来。母亲总笑着说，这是双喜临门。那头失而复得的母猪，和我这个刚落地的孩子，像是约好了一同回家过年。

如今，杀年猪的场景已渐渐消失，连乡村也少有猪圈的气味。

原来，年味从来不只是食物的香。它是集体劳作的温度，是分享时的快乐，是丢失与重逢的忐忑与欢喜，是一段匍匐在泥土之上、与生灵相依的日子。那些记忆轻轻凝住了时光，也凝住了一代人对年、对生活最本真的敬畏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