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清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岁月会在记忆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对我而言，1979年8月至1980年7月，是真正决定人生命运的一年。那一年，我成为江西省寻乌中学高二（6）班——全校唯一的文科毕业班中的一员，与六十位同学一起，向高考这个人生大关发起冲刺。后来才知道，1980年江西省高考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五，我们正如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高二（6）班上的同学来自全县各地：有像我一样的应届生，有复读多年的往届生，还有十几名文体特长生。班主任徐生昌老师让我当了班长，他待人温和，做事干练。开学第一次班会上，他看着我们这些从全县各地汇集而来的学生，用当年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林翰章学长为例，语重心长地说：“知识改变命运，成就全靠自己。这一年，将决定你们的人生走向。”

师者仁心

1979年暑假，学校组织了高考补习班。我提前一周来到县城，住进徐老师家中。他家住在中山窝的老砖房里，两间屋子挤着一家四口。我和徐老师睡在同一张木板床上，每晚都能听到他劳累一天后均匀的呼吸声。白天，他在卧室兼书房里给我开小灶，单独辅导历史；晚上，我借着昏黄的灯光复习，他则在桌前准备讲义，灯光的光晕映照着他专注的侧脸。

最难忘的是那个雨夜。晚饭后，徐老师说要带我去看日本电影《追捕》。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只有一把旧伞。他把伞几乎全都倾向我这边，自己的半边身子都淋湿了。我们在泥泞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赶上了最后一场电影。回去的路上，他给我讲电影的背景，也说起自己早年艰难的求学经历，完全忘了浑身湿透的衣裳。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老师无私的关爱。

寒窗苦读

我们高二（6）班的教室设在县中老校舍的二层，木质楼板走起来咯吱作响。男生宿舍由旧仓库改建，五十多人同住一个大房间，每个人的床铺刚好够平躺。遇到下雨时，屋顶常常漏雨，大家不得不用脸盆、饭盆接水。夜深人静时，叮叮咚咚的滴水声反而成了苦中有趣的回忆。虽然条件艰苦，但每个同学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常常挑灯夜读到深夜。

学校对我们这个唯一的文科毕业班极为重视。蓝波副校长亲自教政治课，他讲课深入浅出，把枯燥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讲得生动有趣。徐生昌老师负责历史课，经常熬夜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写复习题，第二天带着满手油墨来上课，发下来的油印资料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数学彭佛冶老师讲课细致入微，总是留意学生的反应。他有个习惯，讲到关键处总会看看我，只要我眼神里还有疑惑，没有点头表示懂了，他就绝不轻易翻过去，总是换个角度再讲一遍。这份无声的关照，让我既感到压力，又充满感激。

面对繁重的学业，我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每天下午四点半下课后，我常常独自爬到学校后山，找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坐下复习。那里视野开阔，可以看见整个县城和远处的田野，登高望远，心中的压抑和疲惫顿时消散不少。我将政治、历史、地理等需要大量记忆的科目内容提炼出核心要点，再由主干逐步展开细节，像绘制一棵“知识树”。比如一章历史内容，我先归纳出三五个核心观点作为主干，然后将相关的年代、事件、意义等关键细节分门别类地填充进去。这个方法帮助我建立起清晰的知识体系，学习事半功倍。

手足情深

那年，我的大哥赵敏阳也来到寻乌中学理科班补习。他1978年高中毕业，在农村务农后到学校“回炉”。我们兄弟俩同住在那个由旧仓库改成的大宿舍里，挤在一张窄窄的木板床上。吃饭时，我们用一个搪瓷大盆装上淘好的米，送到食堂的大蒸笼里去蒸。菜就是家里带来的咸菜、豆豉，偶尔打一份食堂最便宜的素菜分着吃。大哥学习基础不好，但特别刻苦，常常看书熬到深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补习二年后考取了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

迎接高考

1980年7月7日，高考终于来临。考场设在母校寻乌中学。记得语文作文题目是《达芬奇画蛋有感》，我写得格外顺畅。其他科目也考得还好。只是数学考试时，我因为看错一道大题的要求而失分，走出考场时心情沉重。

七月流火，高考成绩放榜了！大红榜贴在县中门口，围满了焦急的考生和家长。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总分356分，超过当年文科重点线16分！

但直到九月中旬，我的录取通知书才迟迟到来。那天是留车公社的赶集日，我和父亲走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山路，赶到公社邮电所。当我通过长途电话联系到学校传达室，得知被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时，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是按校长的意见填的，遗憾的是北大未录取，调剂到了江西师范学院。父亲看出我的心思，用力拍拍我的肩膀：“老二，今后路还长着呢！只要争志气，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那段艰苦求学岁月却如昨日般清晰。漏雨的旧宿舍、油墨清香的讲义、恩师的教诲、后山树下的傍晚景致，这一切都已成为我年少时最宝贵的财富。

高考改变了我这个农家子弟的命运，更让我懂得了坚持与感恩的意义。那些照亮我青春岁月的明灯，至今仍在温暖着我的人生旅程，提醒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