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志怪小说盛行的明清，还是在娱乐业发达的今天，《封神演义》自问世以来，受欢迎程度毋庸质疑，穿梭数百年光阴，《封神演义》仍然是很好的IP，去年很火的动漫电影《哪吒·魔童降世》，就源于对《封神演义》的改编。

《封神演义》中，作者对哪吒父亲李靖的设定是陈塘关总兵。在书中，殷商各关口都安排了重兵驻守，其中上马管兵、下马管民的最高将领就被称为“总兵”。就书中人物而言，除了李靖，担任总兵的还有三山关邓九公、游魂关窦荣、青龙关张桂芳、潼关陈桐、临潼关张凤、穿云关陈梧、汜水关韩荣、界牌关黄滚。

当然，历史上殷商并没有总兵一职。总兵这一官职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被大规模使用的。那么，反映商周时代的《封神演义》为什么会出现明朝官职？是作者出错了吗？

《封神演义》里的“总兵”称谓

《封神演义》中的关隘将领虽被称为总兵，但实质上与明代的总兵并不是一回事。《封神演义》中的总兵主要负责带兵打仗，驻防于各个军事要地或者交通枢纽，类似于戍边军队指挥官。

由于各关隘内都有百姓生活，所以总兵兼管民事，同样拥有地方治权，这种集军政一身的官职，比之明代中后期的总兵，更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即便参照明朝，职权较大且同时兼管民事的，只有明朝初年“军管区”辽东都司的将领、指挥。

明朝一代，对于辽东地区的管理是采取都司统军驻防、分割疆土、全面管理的政策。虽说辽东都司属于军事单位，但仍然有不少从事着各行各业的人，也有自外地而来，出身于女真、蒙古、汉各民族的屯垦“寄籍户”。因此，辽东地区的将领，职权上也兼管民事。

为什么作者放弃了指挥使这一参考，而选用总兵来称呼殷商末期关隘将领，答案还要回到《封神演义》中。今天已知最早的《封神演义》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由钟伯敬批注，共二十卷一百回，为明代舒载阳刻本。

在这一版《封神演义》中，出现了“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的字样，是《封神演义》作者的通行说法。

有人推测许仲琳生活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当时的作家可没有查阅海量资料的条件，所参考的只有前人的著作。而在当时，可供参考的有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撰写的《周朝秘史》，也称《春秋列国志传》；以及宋元时期出现，在至治年间由建安虞氏刊刻的《武王伐纣评话》。

以周文王被囚羑里一节为例，两本书在章节前都有收录诗。其中《封神演义》与《周朝秘史》的诗歌就十分接近。

《武王伐纣评话》诗曰：纣主荒淫国不修，贪迷妲己损诸侯。不从西伯忠臣谏，羑里当囚七载忧。又诗曰：直言骨鲠总皆谋，君不君兮实可羞。

《周朝秘史》有诗云：七载艰难羑里城，卦爻祸福辨分明。玄机打透失天秘，万古传名号圣人。

《封神演义》后人有诗赞曰：七载艰难羑里城，卦爻一一变分明。玄机参透先天秘，万古留传大圣名。

《封神演义》大量综合了《武王伐纣评话》《周朝秘史》的内容，但在另两本书中，对于殷商各关城将领的称呼是关主或城主，而《封神演义》对关城的将领称呼改为“总兵”，应该是作者有意为之。

作者这么做，无外乎出于是方便读者阅读的缘故。在明朝中叶，殷商时期的官职称呼实际已不可考，当时的作者恰逢营伍制在明军中逐步取代卫所制度成为战兵的主流，根据《明实录》记载，掌都司事的，除了都指挥使以外，甚至还有挂都督府衔的。

此外，都指挥使还有管其他事务，还有带俸无实权的。这么一来，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都司卫所的武官，在明朝名义上是官职，但更代表官阶，而都指挥使的职能更大是在训练预备役士兵上面，总兵才是真正指挥作战的人，故而，被成功借用的是“总兵”一名，而不是都指挥使了。

“演义”中的明朝特色

除官职以外，《封神演义》中出现的其他细节，包括兵器、用品、服饰、地名等，实质上作者也对明朝当时的社会环境大量进行参考，这也使得明朝时的小说都颇具当代特色。

在《封神演义》里，有一件武器——棍。在许仲琳笔下，金吒、雷震子、土行孙以及梅山七怪之首袁洪等颇具战斗力的角色都以棍为武器，这并不是作者对棍有偏爱，实际上，明中叶的江南地区，棍术十分盛行。

当时的明朝抗倭名将，与戚继光齐名并称“俞龙戚虎”的俞大猷就是一个十足的棍术爱好者。俞大猷自小就跟随当时的武术名家李良钦学剑术和棍术，后来不断在实战中完善自己的技巧，甚至曾到南少林踢馆，大败并批评了少林寺僧人： “此寺之剑技（棍技，俞大猷以棍为长剑）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

批评过后，俞大猷为南少林僧人传授了棍术，培养了一批参与抗倭的少林僧兵。

除了俞大猷，戚继光、唐顺之等人对棍术也颇为痴迷，而为什么当时的将领武人都更喜欢棍而非其他利器，俞大猷在自己的著作《剑经》中也给出了解释：“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

明代中叶的文武通才何良臣也同样认为棍术是各类武器的基础，一旦掌握了棍法，其余的器械，像刀、枪等就很容易学习了（《阵纪》）。作为武器的基础学科，元明时期的棍的风靡也从现实走向演义，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中，棍都是精良利器。

无独有偶，这种现象也不仅仅存在于《封神演义》，《水浒传》也不能免俗。

《水浒传》成书年代约莫在元末明初，当时距离南宋灭亡不过百年光景，史料查找相对方便，因此《水浒传》对于地名和官职相对是比较准确的，但由于《水浒传》描绘的地域庞大，很多地名的使用也是张冠李戴。

梁山一百零八将排第十六位的没羽箭张清，籍贯彰德府，而在北宋时并没有彰德府这一说。北宋初，后世彰德府所在为相州，由彰德军节度，隶属于河北西路。直到金明昌三年（1192年）置彰德府，领五县，彰德府这个地名才承袭下来。张清曾任职的东昌府其实也是一个漏洞，北宋时东昌府也不叫东昌府，叫博州，元朝时才废博州置东昌路，明初改东昌府，凭此推断，《水浒传》成书应当是入明之后。

明代小说家对于官职、地名、武器等各类援引，是随着书籍撰写年代而变动的。在明代，小说并非只流传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士绅阶层，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读物，为了方便普罗大众的阅读，增加小说的普及性和可读性，加之古代对于各类历史资料的查证困难，小说作家的笔法和名词使用更倾向于通俗易懂，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真实层面上的“总兵”

那么，在历史上，总兵是否就如《封神演义》中描写的那样，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呢？

“总兵”一词的首次出现并非在明朝，早在元末时，各地军阀就冠以总兵的称呼，比如王保保 （扩廓帖木儿） 就被称为小总兵，以当时的惯例，总兵是对军队统帅的俗称。

明朝的兵制承袭并发展了元代兵制的特点。明初，由于连年战火、地广人稀，为了建立有效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广置军管区，建立卫所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序为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五军都督府和都司在名义上分别为中央和地方最高军事机构，都司下辖卫所，各都司所率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听调令于兵部。

但在当时，总兵名号仍大量保留在军队序列中，早期的明廷各边普遍设立了镇守武将，作为各地的镇守总兵官。这种总兵官，不是对统军将领的俗称，而是从部队总兵官演化而来的正式营伍官。

到了明代中期，由于军户军屯被侵占，出现大量逃役的情况，原本的都司——卫所体系已不堪大用，这时募兵制逐渐取代卫所制，成为明朝战兵的主要力量，营伍制也随之兴起，“总兵”这一称呼也随之演变成对各省镇营伍最高军事首领的称呼。

明代中后期的募兵制与宋代的募兵制不同，宋代募兵制偏向于“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也就是兼容并蓄、各样接收，哪怕流民、罪犯也不排斥。

相比之下，明朝的募兵制更倾向于从军户中募集服役。《大明会典》中提过，嘉靖年间为了充实营伍，招收“各卫所官军舍人余丁 （军户） 。”除了营伍制的军人外，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体系下的将领军官也多是军户出身。

崇祯时期重要武官唐通，先后担任宣化总兵、密云总兵

明中叶以后的总兵，作为营伍制度下武职担任的最高长官，官阶并不固定，权力高于都指挥使。但整体的指挥权仍然归各镇总督等文官之手。明清两代重臣洪承畴在松锦会战时担任蓟辽总督，统领包括吴三桂在内的八大总兵，当时因为总兵驻地不同，统辖兵员的数量差距很大。

现实与演义的融合

正如《中国文学通史》中所评价的：“ （《封神演义》） 有的地方千篇一律，公式化……由于写得比较粗糙，在情节的发展上，还留下一些漏洞。”

《封神演义》的作者生活在隆庆、万历年间，恰逢卫所制与营伍制交融。总兵一词，自永乐洪熙年间就已成为对戍守一方将领的称呼，到了隆万年间又因营伍制的盛行而被广泛应用。虽然总兵属于明朝的官职名称，但对于当时的民众而言，总兵这一称呼俨然可以代表镇戍边地将领。

或许在作者看来，总兵相比节度使、指挥使等其他称呼，通过现实融合演义，更能给当时的读者最直观的感受。

据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