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鹏  奇乐恒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这一战略擘画，不仅是对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精准定位，更标志着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在制度与实践层面的日臻成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有力解构与重构。从人类现代化文明演进的历史纵深观之，中国式现代化在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应了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历史之问，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道路迷思，为广大后发国家探索自主发展提供了全新范式。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后发国家提供发展模式借鉴

马克思晚年曾提出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痛苦磨难，而直接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肯定性成果，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不仅是对这一科学设想的时代回应，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宿命、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模式借鉴。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传统模式主要分为内生型与外生型。以西方为代表的内生型现代化，虽在工业革命中拔得头筹，但其资本积累往往伴随着对内的残酷剥削与对外的殖民掠夺。这一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即是马克思所言的充满血腥与罪恶的“卡夫丁峡谷”。与之相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其现代化起步具有强烈的外生型与依附性特征。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这些国家受制于“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技术匮乏、资金短缺、市场受控，导致经济结构畸形、社会矛盾丛生，难以通过模仿西方模式实现真正的国家富强。

中国式现代化的典范意义，在于成功实现了从外生型向内生型的历史性突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饱受帝国主义蹂躏。新中国的成立，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跨越“卡夫丁峡谷”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制度安排，既发挥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保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功将“资本的生产力”从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中剥离出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未曾重走西方通过战争殖民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而是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极大压缩了工业化进程的时间成本，实现了“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这一成功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政治独立与主权完整的前提下，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依附型发展”必然导致停滞的宿命，证明了通过制度创新与自主发展，落后国家同样能够掌握历史主动，实现从积贫积弱到繁荣振兴的华丽转身。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理论上破解了“跨越”难题，更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新图景。其内蕴的和平发展基因与稳健的经济实力，构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稳定的压舱石。

中国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跃升，是这一道路优越性的坚实注脚。从1986年GDP突破1万亿元到2023年超过126万亿元，再到“十四五”期间从2020年的103.5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约134.9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5.5%，远高于同期世界3.9%的年均增速。人均GDP从2020年的10632美元提升至2024年的13445美元，连续两年超过1.3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中国以稳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证明了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可能。人均GDP亦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水平跃升至2023年的12681美元，逼近高收入国家门槛。这一持续且稳健的增长，证伪了“国强必霸”的历史惯性，确证了和平崛起的可行性。

中国在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的突破，彰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为全球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确定性。跨越“卡夫丁峡谷”并非简单的制度更替，关键在于能否吸纳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当下，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SCI、EI等国际权威索引收录论文数量名列前茅，工业生产能力稳居全球首位，而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和太空探索等前沿领域，中国更是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与此同时，中国摒弃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短视逻辑，GDP碳强度稳步降低，坚定迈向2060年碳中和目标。这深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生产力，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的显著特征，更在这一维度上重塑了现代化的文明底色。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往往伴随着阶级固化与贫富悬殊，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致力于让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宏大实践并未将人口视为资本积累的耗材，而是视为发展的终极目的。从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到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脱贫人口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经济增长与民生兜底、共同富裕深度嵌合，有效规避了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确立了现代化的“人民性”。因此，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巨大且内部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中国，其本身的存在便是世界和平最大的稳定器。

立足于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摒弃了零和博弈的扩张逻辑，坚定选择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数据表明，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七国集团总和；2023年贡献率预计达到32%，持续发挥着全球经济复苏“压舱石”与“发动机”的作用。这雄辩地证明，中国在没有对外掠夺一寸土地、没有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前提下，仅用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而这不仅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宿命，更向世界宣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完全可以是一条非暴力、互利共赢的和平崛起之路，是人类文明进步中真正惠及大众的全新范式。

三、中国式现代化携手后发国家共创未来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9月全球治理倡议所指出：“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贡献，不仅在于自身的成就，更在于其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通过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携手后发国家共创繁荣未来。

面对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接受礼物即失败，拒绝礼物亦失败”的困境。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六大全球倡议”，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赋能南方国家发展方面，中国展现了大国担当。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共建国家实现了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2013年至2022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6.4%。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主动扩大市场开放，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并通过十大伙伴行动助力非洲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从派出农业专家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到提供开发性金融服务，中国正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后发国家提升内生发展能力，跳出“依附式发展”陷阱。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后发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中国始终强调发展中国家应拥有与其体量相匹配的话语权与代表性。中国不仅在技术与资金上提供支持，更在治国理政经验上与各国毫无保留地交流互鉴。中国践行的“授人以渔”且尊重对方主权的合作模式，打破了西方援助往往附加政治条件的旧惯例，使后发国家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能够共享全球化发展的红利。中国正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将人类文明现代化愿景转化为现实，共同重塑全球发展的政治经济版图。

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老路的全新道路。它向世界宣告，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与和平发展，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国家繁荣与民族振兴。这一伟大创举，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更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全新样本，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志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奇乐恒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