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时期，海陆丰人民在彭湃的领导下，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第一把火炬。闹农运，搞武装，建政权，在全国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许多革命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农会乡司黄雨阳就是其中的一位。

旧社会在地主阶级的压迫和盘剥下，海丰农民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有民谣为据：“农民兄弟真凄凉，住间草屋透月光。鸡啼出门夜暗归，镰刀放落已无粮。”海丰北部山区因生存环境恶劣，更是苦上加苦。1922年6月，彭湃在家中组织了第一个农会，将自家的田契烧掉，发动农民加入农会。1922年冬，27岁的黄雨阳陪同伯父黄临文亲自到城东找到彭湃，介绍了家乡农民的困苦，希望他到南坑屯发动农运。彭湃欣然前往，在南坑屯的黄氏宗祠作演讲。黄雨阳遵从黄临文的安排，发动了乡邻七八个村的贫苦农民数十人前来听讲。彭湃站在祠堂的长桌上侃侃而谈，他说农民不是一出生就低人一等，是地主老财的盘剥和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造成大家的贫困，大家只有团结起来，与封建官僚和地主劣绅作斗争，才有出路。村民被眼前这位地主阶级叛逆者的真诚所感动，官背洋村的余坤，听后便带领大家喊起了“齐心加入农会”“反抗地主剥削和压迫”等口号，这出自农民群众内心的呼声，久久在山村回荡。乡亲们回到各村都按照彭湃部署建立了农会。第二年，官背洋村的余坤还把蓄意加租的海城恶霸地主朱墨告上了法庭，最后在农会的支持下取得了胜诉。这一起诉讼颠覆了“穷不与富斗”的定律，极大地鼓舞了农会成员的斗志。

1925年12月，彭湃在黄临文的带领下又一次来到南坑屯的黄氏宗祠召开各乡农会干部大会，参会人员除南坑屯的黄临文、黄雨阳、黄进来、黄观连、黄戊运、戴阿满之外，还有大园里村的郑娘金、下塘荫村的张桥、楼下村的黄阿奎、十三坑村的“洗锅水”（绰号，女性，姓张）、十三坑村的孙木兰、孙金有、孙乃锡，还有公平桥子头村的汤乃保、柴头塘村的林潭吉。彭湃向大家介绍了两次东征后的海陆丰革命形势的发展，号召大家加强农会的建设和农民自卫队的组建，坚决捍卫农会的胜利果实。大会还决定成立大乡农会，由黄临文担任会长，黄雨阳与张桥任乡司，黄阿奎任文书，钟阿满任妇女联络组组长。农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同时还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此后，海城、公平的地主再也不敢到南坑屯一带收租。

1927年4月底，海陆丰爆发了第一次武装起义，敌人反攻海城时，数万农民自卫军主动撤到海陆丰北部山区的麻竹、朝面山、黄羌圩、新田、激石溪一带。距南坑屯仅有数里路远的松林高车埧福馆是海丰农军的主要集结地。农会乡司黄雨阳、张桥根据农会会长黄临文的布置，为农军筹集军粮。黄雨阳冒着酷暑挨家挨户进行革命宣传，动员群众自觉捐粮捐物。当年10月9日，南昌起义部队1200多人到达中共东江特委驻地朝面山，驻在黄羌圩的中共海丰县委书记张善铭早就得到消息，派出干部发动黄羌各地农会到朝面山慰问起义军。10月9日凌晨，明月当空，崎岖的朝面山羊肠小道沿途都是劳军的农友，28岁的黄雨阳抬着伯父黄临文捐献出来的肥猪，满身大汗，气喘吁吁，只好在山坳上停下来歇脚。身旁担着物资的农友川流不息，擦肩而过。黄雨阳已深感到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不顾劳累，抬着重担又汇入人流。黄雨阳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连续几天，他带领南坑屯的农民自卫队每天不间断地挑着物资到朝面山慰问起义军。他的突出表现受到党组织领导的重视，不久他被林潭吉任命为南昌起义军的物资采购站的负责人。他找来了老搭档张桥，两人每逢圩日都前往公平赶集。他们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眼线，到“卖鱼进”（绰号，真名邱进）的仁记商铺、钟炳文的米铺等同情革命的商人那里采购粮油、布匹和草鞋，又通过秘密运输线运回南坑屯黄氏宗祠，然后连夜派挑夫队绕过敌人设立的路卡，送到朝面山。

1928年3月，海丰县苏维埃政权被敌人颠覆，海丰县党组织转入地下。当年8月，黄临文在西坑被敌人抓获，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黄雨阳组织村民骨干，冒着生命危险把黄临文烈士的遗体抢回本村安葬。黄雨阳痛失长辈和领导，心中悲痛难于言表。在此前后，在南坑屯第一次听彭湃宣传革命的乡亲已牺牲过半，他决心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1929年10月，红军四十九团在朝面山成立，党组织又恢复了在各地建立的后勤处，黄雨阳又干起了老行当，在白色恐怖之下，每次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为红军采购物资。1931年初春，黄雨阳的妻子戴巽妹与张桥的妻子相继怀孕，黄张两人为了革命事业商议两家人将命运连接一起，决定如果生下一对男丁，结为兄弟，如果生下一对女婴则结为姐妹，如果生下一对男女则结为夫妻。两人还于当天跪拜，对天盟誓：如一人为革命牺牲，幸存者要担起两家的责任。当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雨阳添了个儿子取名黄柏生；张桥于农历十一月初九也添了个儿子，取名张帝松。这两位男儿遵照父辈的誓言，亲如兄弟八十载，这是后话。

1932年冬，地下交通员黄戊运奉命送信到中峒，途中在西坑被国民党戴可雄的部队抓获，被施以多种酷刑，要其说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联络接头地点。黄戊运宁死不屈，最后被关入死牢，准备择日枪决。地下党组织获得情报后，考虑到黄雨阳的妻子戴巽妹的弟弟戴火财在戴可雄手下任职，便将营救黄戊运的任务交给了黄雨阳。黄雨阳孤身闯进敌营，找到内弟戴火财之后，直接说明来意。戴火财吓得面如土色，难为情地说：“姐夫，这是一个要枪毙的人，如果事情败露，你我两家人的性命都受株连，请三思而行。而且，我本人并不负责囚犯的看守，也有心无力啊！”黄雨阳遇难而进说：“内弟啊，姐夫从没有求你，今天冒死来求你，证明这个人对姐夫有大恩，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去死，否则我一辈子不能安宁。”妻弟拗不过姐夫，就把狱长介绍给黄雨阳。黄雨阳早有准备，及时把地下党组织筹备的钱银送给了狱长。

当晚深夜，黄戊运突然发现牢门没有上锁，便推开牢门，环顾四周也没有发现哨兵，便机智地逃离了虎口。他经黄麻田到公平高沙塘尾村的表弟家，此时天已蒙蒙亮。其表弟见到大难不死的表哥十分高兴，又怕受到连累，急忙赶到南坑屯请黄雨阳将黄戊运带走。因白天不便行动，夜幕降临时黄雨阳带人把满身伤痛的黄戊运抬回南坑屯村藏起来疗伤。

次日，天刚蒙蒙亮，戴可雄部队数十人突然包围了南坑屯，黄雨阳接到暗哨的报告后，急中生智，将黄戊运藏在刚生完小孩的村妇床底下。敌兵闯进民房掀开产妇的蚊帐，见被惊吓正在啼哭的婴儿的眼睛还没睁开，连声说：“衰，衰。”退出了房间。原来，当地有一个风俗，男人因恐晦气绝对不进产妇的房间。

几天后，黄雨阳又按党组织的安排，把黄戊运送到马宫，乘船到马来西亚，以躲避敌人的追杀。黄戊运到了马来西亚后，不久便参加了爱国侨领戴子良的抗日组织，到各地募集财物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79年，祖国改革开放后，70岁高龄的黄戊运回到海丰。他通过乡亲打听黄雨阳的下落，可惜黄雨阳已于10年前逝世。黄戊运见到黄雨阳的儿子黄永生时，老泪纵横。他翻开自己的内衣，露出当年被敌人用锡茶壶烧红烫坏的肚皮伤疤，泪流满面地说：“当年如果不是你父亲冒死相救，我早成了戴可雄的枪下鬼。”

新中国成立后，黄雨阳心怀满腔的热情参加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并带头走合作化的道路，从没有因自己的红色历史向人民政府要求特殊的待遇。然而他又为这段历史自豪，一点一滴地给子女讲述。其儿子黄永生读过几年私塾，不仅记录了这段历史，而且传承了父辈的红色基因，先后把三个儿子送进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使命，其中三子黄炳文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立三等功。